家长们持观望态度孔女士的女儿目前上二年级，一年级时家长们在微信群里热火朝天地讨论准备给教室安装空气净化器，不过由于快到期末，这件事便搁置下来。

压力下，企业唯有进一步提高环保意识，加大环保工艺改造力度，提升环保设施装备水平，让污染物处理更有效率。2018年元旦起，我国第一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施行了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反之，那些环保处理能力低、产能落后的小企业，自然就要被淘汰。但实际执行中，排污收费制度也存在执法刚性不足、征收标准偏低、对企业责任重视不够、地方政府和部门干预等不足，影响了该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今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排放企业等污染企业将戴上紧箍咒，那些环保不达标企业的运行成本必然会大大增加。2018年1月1日，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领域费改税以立法形式确认固化。从中长期看，有利于鼓励和刺激企业探索和利用节能、环保和低碳技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

对于敢不据实相报的企业必须要予以重罚，在提升环保部门监测能力的同时，税务机关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建立工作配合机制，确保环保税征收准确。环境保护税开征，精准环保、发挥实效是关键。六、部分工业企业扬尘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或防扬尘治理措施不完善，粉尘无组织排放严重。

三、仍有地方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不彻底。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开封市法洛尼木业有限公司有机废气直接排放。七、仍有部分施工工地防扬尘治理措施不完善，无组织排放严重。二、仍有部分企业的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废气直接排放。

五、仍有工业企业未严格执行工业企业错峰生产与运输要求，仍在违法生产。9号，28个督查组共检查了861家企业（单位），发现其中的32家企业（单位）存在环境问题

王建凡表示，国务院决定，环境保护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浙江、安徽、福建、江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区)按低限确定税额。河北、江苏两省在省内不同区域确定了差异化的税额，内蒙古、上海、重庆、云南4省(区、市)税额分年逐步提高到位。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河南等6个省(市)税额处于较高水平。

这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促进各地保护和改善环境，增加环保投入。环保税以污染物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多排污多缴税、少排污少缴税，并对降低排污浓度的企业给予减税优惠，可以有效调动企业加大环保设施投入、改进技术工艺、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积极性。受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各省份征收的排污费有增有减。北京市按高限确定税额，大气、水污染物税额分别为每污染当量12元和14元。

今年4月，中国将迎来环保税首个征期。原排污费收入实行中央与地方1：9分成，实施环境保护费改税后，将环保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

10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中国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介绍说，开征环保税的环保意义大于财政意义。环保税的法律效力更高、征管机制更加严格，可以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地方政府干预等问题，有利于提高排污企业环保意识，倒逼其治污减排。

开征环保税的同时，排污费、海洋工程污水排污费将停征，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也一并停止。山西、内蒙古、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12个省(区、市)税额处于中间水平。王建凡表示，目前，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区、市)均已按法定程序出台了本地区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环保税法规定，大气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1.2至12元(人民币，下同)，水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1.4至14元。中国第一部专门体现绿色税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环境保护税法》1月1日起开始实施。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副局长夏祖义介绍，环保部已发布公告，明确了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火电、造纸、钢铁等17个行业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以及未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采矿业、制造业等适用的排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

各级地税机关根据环保部门移交的历史涉税数据，初步识别和确认环保税纳税人33万户，初步建立了环保税税源数据库。2017年全国共征收排污费225.74亿元，同比增长12.3%。

吹风会上，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司长蔡自力介绍，目前各项征管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伴随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脱贫攻坚也同样转入质量提升的新阶段。

绿色发展生态宜居是社会发展进步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因此，构建起绿色减贫的财政奖励制度是大势所趋，积极开展和创新绿色减贫财政奖励政策的新试点，很有必要。第三，在补偿用途上，可成立专门补偿资金账户，也可以成立绿色产业扶贫基金，进一步提升扶贫脱贫的质量和水平。

原因就是绿色资源资产化和资本化的定价体系和标准尚未建立，导致了绿色扶贫产业的益贫性比较低，绿色资源的资产化和资本化收益较小。目前针对资产收益制度已经有了广泛探索，但由于没有较为完善的绿色资产定价体系，绿色资产收益还未充分凸显。贫困地区本来可以通过绿色资源资产股份来分享其资产收益，但在实践中量化入股异化趋势明显，部分绿色资源实现资产量化后，名义上是入股，实际上是放贷，只能享受到设定的利息或股息。积极探索绿色减贫新路径，是增强扶贫脱贫可持续性功能、提升扶贫脱贫质量的必然选择。

贫困地区往往是生态功能区，大多属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从而约束和限制了贫困地区扶贫脱贫方式的路径和效果。优于标准的贫困县，则可以获得财政奖励。

二是要完善绿色资产定价体系，不断放大绿色资源资产收益和扶贫效应。同样，也可以以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指数为依据，结合绿色减贫指数应用，制定财政奖励标准。

与此同时，这些地区往往又是空气、水和绿色资源环境较好的地区。结合扶贫脱贫，构建和完善贫困地区生态补偿体系，重点是完善以绿色减贫为核心的贫困县考核机制，以绿色减贫指数评价为依据，建立相对完善的贫困地区生态补偿制度体系，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探索：第一，在资金来源上，应当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从补偿来源、补偿途径、补偿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确保生态补偿扶贫的有效性。

另一种方法是根据不同县域的空气质量、水质和绿色程度如森林覆盖率三项指标制定奖励标准，凡是低于标准者，就要付费。第二，在补偿对象上，在满足生态补偿式扶贫的条件下，补偿资金使用可向贫困人口倾斜，对作出生态贡献的贫困群体补偿数额要高于正常补偿数额，这是基于公平的原则。探索绿色资源定价机制，尝试建立绿色资产交易平台，开展绿色资产抵押、质押等金融制度，将会充分放大绿色减贫效应，提升扶贫脱贫的质量和水平。这样做，不仅可以提升扶贫脱贫的质量和水平，也将大大提升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程度。

只有完善绿色资源资产化和资本化定价制度，贫困地区绿色资源和绿色资产收益才能充分放大。要让贫困地区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建立绿色资产定价体系是关键。

一是应积极探索绿色减贫财政奖励政策试点。一种方法是确定对国家考核的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4种主要污染物，制定收费标准。

例如，按每吨3000元标准收取，然后将此项收入主要用于对环境较好贫困地区的奖励。实践中，绿色资源的资产化和资本化的市场程度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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