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实体便不是超离于人间世的形上之物，亦不是做 为认知对象之物，而是生命之浇溉所成之生活世界也。

孔老夫子可以与宰我辩，其辩非辩也。最喜欢的是《论语》的交谈，交谈是有来有往，来者有所觉、往者有所会，在此觉会下，让自家的生命可以有一个从容的天地，有一个悠游而可吞吐的湖泊。

孝悌乃是伦常日用的生息之所，即此之谓也。孔子及其弟子在俯仰之间，只是交谈、只是对答。孔子在解构中重建，在诠释中开展，虽说是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是在此述作过程中集大成。读《论语》，每年总要读《论语》，读之有味，就像与自己的亲人共同生活一般。有了分寸，没有逾越，只是如，如其自身、如其情境，如其存在，如其当下。

亦可以嘲讽子路也，其嘲讽自有另一番温情在。此是儒学为己之学的本义，亦是儒学之重教育之本义，因教育乃是生命的点燃 与照亮也。就在民间的门联上，我们写着一等人忠臣孝子，二件事读书耕田、佛力永扶家安宅吉，祖宗长佑子孝孙贤、福德福由德，正神正是神、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为但率真……就在厅堂上，我们供着祖先牌位，供着天地君亲师，供着观音大士，供着土地公、土地婆。

钱穆之为当代新儒家，当是不争之事实，近人或有议论，甚至极力撇清者，竟为无碍，其所为亦只是风吹水上鳞而已。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就在这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的可能，这里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从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乃至当代，只要是儒学，一定都肯定这些经典所呈现的义理，所长成的思想。

他虽然一再的强调两层存有论并不是截然区隔，而是融会通贯。甚至，在日据时期，台湾同胞争取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了自己的文化教养，想进各种办法，通过民间的书院来保存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语言，当然，儒学也就道虽隐微，但却能默运其中。

正因如此，好做遗民世界也。我们可以说，一方面俗民社会的儒教土壤提供了让理论深化生长的可能。他亦赞同天台宗所说之一念无明法性心，欣赏其即九法界而成佛这种不断断的精神。不同于以往的彻底反传统主义者，也不同于在台湾生长的自由主义者，当代新儒家认为儒教的精神资源并不妨碍民主、科学的发展，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相悖的。

发展，不再只停留于古典的诠释，而应展开哲学的交谈，面对现代的生活话语，经由一活生的存在觉知，重构一崭新的学术话语，参与于全人类文明的交谈与建构。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它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当代新儒家所做的儒学三期说来分，在时段来说，有原始儒家、新儒家以及当代新儒家。

20世纪初以来的当代新儒学，面对的是中国民族身处道德迷失、存在迷失以及形而上迷失所凝成的意义危机，他们在这风雨飘摇的年代，衷心致力的是意义的追求以及形而上真实的体会。当代新儒家所论述的如何从传统开出现代化，比如：牟宗三极力强调须由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开出民主科学，这里所说的开出既不是历史发生的次序，也不是实践学习的次序，而是一诠释的逻辑次序，这是在当代新儒家所诠释的中国文化构成的理论下做成的。

特别是从蒋经国逝世以来，威权体制的瓦解，李登辉的主政，乃至政党轮替，这一连串本土化的过程，显示着生活世界的重新发现与理解。但他却居于无执的存有论所成的纯智所思的安宅，指点人间善恶，规范那执的存有论。

若要说个差异处，原始儒家重在社会的道德实践，而宋明新儒家重在人伦的心性修养，当代新儒家则重在传统的重建与现代化的开出。当然，台湾地区喊的文化复兴，就当政者来说可能有其统治上的必要性，但不管怎么说，也可能只是口号。散居海外，居于外域的儒学研究者，不免故国之思，因而有儒学游魂说的体会，盖失根之兰花故也。也就是说，儒学并不是由学者引进，而是由我们的祖先伴随着他们的生活文化而引进，之后，在明郑时期，经由郑成功、陈永华等的努力，并将相关的一整套政治、社会、经济的构组方式都建立了起来。称他是创格完人的，却是他的政治敌手清朝。四、当代新儒学对台湾现代化进程的调节性作用 当代新儒家在台湾的长成，正足以回应不适当的儒学游魂说，而做出了强烈的反对例证。

后来汉人唤她叫台员，现在称做台湾也已几百年了。台湾，《汉书》上她叫东鳀、大宛，《三国志》上她叫夷州，《隋书》上她叫琉求，葡萄牙人叫她福尔摹沙(FORMOSA)。

代之而生的是，全面的解构、点滴的生长以及因之而生的多元的承认。不过，称他是创格完人的，可不是明朝，因为明朝已亡国多时。

历史证明姓朱不姓朱并不重要，台湾就是台湾，台湾是华夏文化与其它先住民、后住民所成的乾坤天地，台湾成了华夏族群最重要的遗民世界。连雅堂之撰写台湾通史，编纂台湾语典，莫不是要做一追本溯源的工夫，这都在在流露出汉文化传统的儒教知识分子的担当。

从《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灵魂与心》等著作，在在可看出，他愿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并因之而成一家之言。这发荣滋长，正承继着当年郑成功来台的拓垦精神、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想。尤其，从他早年组建的国家社会党，到后来的民主社会党，都在在显露他作为一位儒教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坚持与努力。这也就是说，台湾地区的现代化与西方原发型的现代化的发生的次序并不相同，因为它是经由学习的次序而来的。

三、大道隐微，默运其中：当代新儒学在港台的进一步创获 台湾不是二次战后才有儒学，台湾古来就有儒学，自汉人唐山过海来台湾，就有儒学。值得一提的是，钱穆，与其说他是一位著作宏富的史学家，毋宁说他是一位儒者，他曾与唐君毅一起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地坼天崩、国族危亡之际，他讲习经典，研究古学，他挽起中国文化的大纛，承继往圣先哲的文化慧命。

这并没有导致所谓国本的动摇，但也未能因之衍生大的思想创造。值得令人怀想与玩味的是，三位前辈作古，唐君毅、牟宗三就葬在台湾，而徐复观则归葬湖北浠水老家。

它是在多元文化交会过程的学习中习得的，当代新儒家所参与的理论诠释，当然也起了一调节性的功能。遗憾是遗憾，但缺憾还诸天地，仍是创格完人。

在台湾的当代新儒家继起者，如蔡仁厚、王邦雄、曾昭旭、王财贵、林安梧、郑志明、高柏园……等，除了大学课堂上的讲学以外，更致力于民间的讲学活动，王财贵更致力全球读经运动的推动，这都在在可以看出台湾当代新儒家的进一步落实。更难能可贵的是，牟先生将康德三大批判销融于中国传统儒道佛之中，经由体系性的建构，成就了规模宏伟的两层存有论。我们当该将牟先生在形而上的居宅中，结穴成丹的圆善再度入于干元性海，即用显体，承体达用，让他入于历史社会总体的生活世界之中，深耕易耨，发荣滋长，以一本体发生学的思考，正视理论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的实践，两端而一致的辩证开启，重开儒学的社会实践之门。1949年以后，居于港台的当代新儒家，像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则更进一步开展了一宽广的格局。

这样的下开即是良知的自我坎陷之转出，这是一辩证的转折而开，这却是近于费希特（J.G. Fichte），而遥遥指向黑格尔（G.W.F. Hegel）。唐君毅、牟宗三重视的是普遍性，而徐复观则更重视乡土性。

一、原始儒家、新儒家、当代新儒家：皆儒家也 当代新儒家(New-Confucianism)这个词，一般说来，它有别于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也有别于儒家(Confucianism)。我们要说这样的圆善并不就是牟宗三哲学的完成，而是预示着一个崭新的转折、回返、批判与发展。

或者，我们可以说，哲学面临这样重大的危机，正显示一波根源性的瓦解与重建的问题。当然，所谓的圆教与圆善就是在这诡谲的辩证销融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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